苏音的儿子从小精灵活泼、能说会道，但4岁时，幼儿园老师反映他书写字体不整齐、经常抄错常用字，“我们都以为是懒惰造成的”。更大的问题出现在小学三年级，儿子不仅越来越跟不上学习进度，而且完全不写作业，甚至考试经常交白卷。

“他是不是有读写障碍啊？”直到另一位家长提醒，苏音才有所警觉，那也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查阅了很多资料后，苏音发现了深圳市卫宁读写障碍服务中心，便带着孩子去测试。结果显示，孩子智商不仅正常且还高于平均水平，但对文字符号的敏感性较低，文字解码能力、识别率不高，属于“中度读写障碍”。

“深圳大学曾经为6所市内的学校做过筛查，每所学校读写障碍学童的比例至少是5%，有的甚至高达18%。而根据全国高校学者作出的测算，‘5%-10%’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准确的比例，即10个孩子中就有1个存在读写障碍。”

深圳市卫宁读写障碍服务中心

深圳市卫宁读写障碍服务中心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提供读写障碍支援服务的公益机构，该中心主任梁月仪已有7年服务读写障碍孩子的经验，她发现这一人群大多有几类特征：一是成绩明显落后；二是听写、默写很差，会漏写、添加或拆分笔划；三是朗读不准确、不流畅；四是形似或同音字混淆，b、d和p、q不分；五是丢三落四，不会收拾东西。

如今，苏音的儿子已是中学生，成绩在班上处于中等水平。但这些年她发现了更为尴尬的现状：

一是在学校遇到与儿子当年类似情况的孩子时，她曾建议对方家长去诊断，但绝大多数人都很抗拒，“完全是讳疾忌医的表现，并认为我在说他孩子是弱智”。

二是即便一些家庭已在帮助孩子，但学校老师却对读写障碍缺乏认知，进而一味地认为是“学生懒或笨”。“我儿子也经常会问‘妈妈我是不是很笨’，他会在老师的评价和一次次考试、默写、解题的挫折中，慢慢失去自信，甚至有的孩子变得不愿尝试甚至放弃学业，这让人非常焦虑。”苏音说。

“对于读写障碍的孩子，总是批评他‘你为什么不好好写作业，你怎么学成这样’，实际是一种言语暴力，外部施加的压力太大，给孩子造成心理问题，这才是最严重的。”深圳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詹勇表示，读写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特殊学习困难，由脑神经系统先天发展异常引发，使得学生的运作记忆较弱，信息处理的速度较慢，语音处理、视觉及听觉认知能力、专注力、左右分辨列序或组织能力亦会受到影响。

“一讲到障碍，很多人往往和智障联系起来，觉得是大脑或神经有问题，其实读写障碍不是病，可以通过有效的学习方法将影响降到最低。”詹勇呼吁全社会应关注和包容读写障碍的孩子。

“每一科目都必须通过阅读来学习，阅读作为教育的核心，会呈现出‘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阅读越多、理解力越好。”詹勇说，台湾和香港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着手研究读写障碍，内地对学习困难的研究始于1986年，但并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困难儿童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

“目前缺乏对读写障碍研究和服务的相关扶持政策，教育、医疗部门也没把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来。不少机构说可以对读写障碍的干预和诊疗，其实都是在打擦边球，特别是专业性问题，这种筛查和干预不是说光测出个分数高低就行的，还涉及如何判断孩子具体的薄弱环节，比如是语音方面，还是认知能力，要找准制因才能对症下药。”詹勇直言。

那么，读写障碍会成为孩子成功路上的障碍吗？“未必会阻碍，事实上，许多有读写障碍的人不仅获得了成功，还改变了世界，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画家毕加索、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等都曾经有读写障碍问题。”深圳市卫宁读写障碍服务中心理事长王磊说，研究表明，由于读写障碍者的大脑连线不一样，使得他们可以用不同方式去看待问题，为其创造力和成功提供了支持。

“读写障碍的孩子智力没问题，只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教育方法和考试方法，就可以像常人一样，甚至更优秀。”苏音认为，未来教育部门应为读写障碍的孩子做四方面改进：一是延长考试时间，“毕竟孩子对文字的解码速度慢”；二是允许其单独考试或考试时朗读出声；三是提供大字体的考卷，“因为部分人存在视觉不协调”；四是允许重度障碍的学生口试答题。

李罗力则认为，深港地域毗邻，香港在解决学童读写障碍问题上已有较成熟的经验，值得深圳借鉴。“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要弥补对该问题的认知缺失，对老师和家长进行相关培训，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等也可以参与平台搭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这类群体予以支持。”李罗力说。

香港：“三层支援模式”已实行12年

香港卫生署调查显示，香港读写障碍比例约为9.7%—12.6%，但有7成读写障碍学童可在小学三年级或更早被诊断出来，得到及时干预。研讨会上，社会工作博士、港明爱专上学院社会工作助理教授武婉娴详细介绍了香港如何建设读写障碍服务环境。

武婉娴说，早在2006年，香港教育局提出“三层支援模式”，第一层是尽早识别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日常教学中采用活动教学形式，大量彩色的教具，如卡纸、实物，以感官刺激培养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第二层是由语文老师、支援老师、学校社工等成立支援小组额外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另以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外界专业机构及专业人员提供小组训练，配合学校课程；第三层则加强支援个别问题较严重的学生，提供个别训练，设计个别教学计划。

“其实在2007年以前，香港教师也不知道读写障碍，后来香港赛马会捐赠1.5亿元，培训5000名教师辨识及照顾这类学生，并率先在一些小学推行小班辅导。同年，教育局发文要求‘每所学校至少有一名中文科及一名英文科教师，修读有关特殊学习困难的主题课程’，并推出一系列名为‘融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架构’的课程，用30小时或以上时间有系统安排在职教师修读。同时，为建立全校参与的氛围，学校还设置了特殊教育主任岗位，负责观察老师的教育模式是否合适，与家长沟通和了解学生需要。”

武婉娴坦言，这一模式需要考虑大量的资源配套措施，毕竟教学日程紧凑，老师要兼顾日常大班教学，“需要购买服务，聘请支援老师，现在香港教育局也是以‘三层支援模式’向主流学校提供不同级别的资助额”。

如今香港社会关于读写障碍的认知度较高，并有专门的筛查工具。武婉娴表示，学生发现问题，先去老师那做简单的测验，然后到教育局排队做全面测验，测验包括语文、快速命名、语音意识、语音记忆和字形结构等，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各自“常模”，并有手眼协调、专注力、数学能力、儿童情绪等评估。

“政府制定政策和支持学校，高校承担研究及研发新的教育方法、制作教材、举办培训，社会服务机构进入学校提供小组训练、辅导学生或组织家长工作坊等，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武婉娴特别提到，香港教育局请多所大学共同研发的筛查工具香港特殊学习困难研究小组（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网站，“里面有小学版、中学版，辅助学生自测并形成电子报告，内地学生也可登陆了解”。